禁毒研究｜〔爱尔兰〕希拉格·布雷迪：《易制毒化学品的过量供应：挑战、困局与治理》

爱尔兰〕希拉格•布雷迪（Sheelagh Brady），爱尔兰都柏林城市大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恐怖主义与极端主义、有组织犯罪、警务与国际安全、帮派与腐败。

译者介绍

刘昱含，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国际禁毒史。

如今，大多数非法药物（除了极少数例外，如大麻）都需要化学品才能变成一种可供消费的形态，这些化学品通常被称为“易制毒化学品”。在科学意义上，易制毒化学品是参与化学反应以产生另一种化合物的化学物质。该术语一般被用于制造非法爆炸物和非法药物所使用的化学品。同样，这些化学品也具有合法的商业用途，例如用于制造某些消费品，如药品、清洁剂、农药、杀虫剂、化肥、润滑剂，以及用于纺织、皮革加工等行业。因此，在控制化学品非法转移、转用与允许其合法贸易之间维持平衡仍然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迄今，许多人认为，漏洞百出的边境线管控和低水平的国家管制为前体供应的转移和转用提供了便利。温德尔（Windle）将这种转用定义为“一个听起来相当无害的专业术语。在这一观点中，毒品政策被认为是在受监管的生产和分销线路上的任何地点盗窃鸦片的行为，这与秘密提取罂粟汁液的非法生产不同”。在审查来自国际麻醉品管制局（INCB，简称“国际麻管局”）的数据时，我们发现，非法药物制造商规避管制方式的转向，或许是对今天这种转用更好的解释。

1988年《联合国禁止非法贩运麻醉药品和精神药物公约》（简称《1988年公约》）对使用列管物质生产非法药物进行了限制。从理性选择的角度来看待这种方式或许更加合适，其基本原理是，使易制毒化学品更难获得可能会阻止人们制造非法药物。控制合法贸易的准入似乎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机制，“通过这种机制，技术手段达到了预防的效果”，特别是增加了达到合法贸易准入所需的努力。但是，由于缺乏可用于评估的数据，加上非法药物制造的贸易仍在继续，很难评估对这类物质的管制是否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不过，如果从理性选择的角度审查，仍有一些指标表明了管制在减少获取列管物质方面的有效性。尽管我们认识到，非法药物制造商已经习惯利用新方式，而不是像以前常见的那样通过转用来规避管制，新的规避手段也可能受到开放的技术变革和进步的影响。因此，本文认为，提高犯罪成本并不总会降低犯罪对人们的诱惑。欧洲毒品和毒瘾监测中心（EMCDDA）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评估指出，尽管实施了管制，“也还是有迹象表明，集团群体之间的竞争日益加剧，导致欧盟毒品市场内的暴力事件升级”。

因此，本文证明，非法药物制造商并非仅仅依靠管制漏洞等结构性弱点来规避管制政策，而是开始尝试利用新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这并不代表政策上的失败，而是说明了当犯罪行为者相信收益大于风险时，他们的适应性和多面性可以有多强。从针对现有前体规避措施的理性视角来看，本文研究了这些管制措施是否对非法药物制造产生影响的可能指标，探讨了不法者正在采用何种措施或机制规避这些管制，以保证有足够的化学品来源以维持非法药物的生产，并展望了可能适用于当前和预期规避策略的进一步预防犯罪的措施。